青頭人的亂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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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有關新學制和「通識教育」的電視宣傳片,看不進去,不比「英皇教育」的吸引(當然!英皇有G.E.M.!)只是最末一句揮之不去:「為了XX社會的需要」(XX忘了是回應、滿足還是配合)。
甚麼是「社會的需要」?其實翻查一下舊報章的教育新聞,就不難發現常見的一句「提高競爭力」。
「競爭力」是經濟需要,而教育改革不斷,都是為了迎合社會的經濟需要。所以,「教育」已被「培訓」所取代。教育的對象是人,目的是培養整全的、自主、有權有責的公民;培訓則是功能性的,目的是生產。所以教育政策和成效往往與「僱主認為」有很大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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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問,甚麼是「社會的需要」?說得好像青年人不被包括在「社會」之內。如果 「社會的需要」包括了「青年人的需要」,那新學制和通識是否要滿足拍拖的需要、吃喝玩樂的需要、踢波的需要、打機的需要、找尋人生模範的需要、自我表達的需要……等等等等?
我們能否想像,新高中學制是幫助學生回應吃喝玩樂和拍拖的需要?WHY NOT! 那才是教育啊!那些都是青少年成人之前充滿困惑的、需要關心的地方。
但有多少教師和家長還有心有力?
社會有那麼多不同的人,各種各樣的需要,為甚麼好像只有賺錢的需要才被重視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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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有很多「青少年問題」:援交、吸毒、打機成癮、o靚模……
究竟怎樣才構成「問題」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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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事情,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問題,發生在青年人身上就是「青少年問題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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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事情,大人幹不是問題,青少年幹就是問題。
然後我們反思一下香港人眼中的「青少年問題」:成年人沒吸毒嗎?援交少女的顧客是甚麼人?只有青少年才整天上網嗎?
不是說,那樣就否定了「青少年問題」的存在。「青少年」成為問題,因為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和關愛。所以,一個中年人偷竊,我們視為犯罪;青年人打劫,我們會多一份痛心,因為我們假設,年紀越小的人,「前途」越多、越寶貴,所以年青人行差踏錯,意味著破壞了之後一大段美好的風光。
但,更深一層讓人覺得「有問題」的,是青少年被視為一個受掌控、被塑造的對象,當他們的行為和心態偏離了「育成計劃」原本的期望和目標,就會被視為有問題,就像生產線上的次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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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青少年是人,教育是讓他們「學做人」。而問題就在於,這個社會對於「人」的目光太偏狹,「社會需要」缺乏多樣性,學校教育難免成為評分考核的機器。然而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性格與才能,若家人和教師都缺乏相對的多樣性去配合,彷彿只有個性溫馴、迎合「考核評分」需要的學生才能得到照料和肯定,很多「有性格」並身懷其他天賦的青少年,就缺乏足夠的長輩關懷和引導,也難以找尋人生楷模。
這就是魔鬼來拐帶孩子的時候。
不乖巧、不「符合要求」的小羊,得不到牧人的召喚和肯定,卻聽到遠方甜密的呼喚----那怕明知叫聲來自一匹狼,也會想跳離羊圈走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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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,很多青少年做的事都是錯。很錯!很錯!但做錯了還有人關注一下,那怕最終是對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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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信耶穌的,常說要「同行」。但「同行」意味著甚麼?
同行需要時間,需要你上司讓你早點回家。但你的上司說,我也想早點回家,「唔使做呀!?」上司的上司則說,孩子早送到外國去(於是孩子吸毒成了外國的青少年問題)。
長毛在立法會質問政府何時才立法訂下最高工時,質問哪個高官沒有把子女送到外國去----他們不吭一聲;那些掌管教育政策的人都不信任本地的教育。
同行需要容忍,但特首說「零容忍」。那其實是沒有實質意義的虛辭,只是一種對立的態度。
同行需要分享,快樂的,或沉重的。但「校本驗毒」的底蘊是家長簽名把培育的擔子交給學校,學校交給社工,再交給警察。
一個與子女關係密切的父母,又怎會不知道子女有沒有吸毒?然後,很多人會說:「今時今日都係小心啲好……後生仔女o既嘢真係話唔埋 ……」其實信任和了解早已缺失,所謂「破壞兩代之間信任」大概只是從「帶菌」變成「病發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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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走到「邊緣人群」當中,給予愛與盼望。有沒有明辨是非?有。祂叫人不要再犯罪。但他有沒有滿口「零容忍」呢?他的姿態是柔和謙卑,不是用權力去規訓。
那祂是否見到世人好多問題呢?當然!沒有人比祂更清楚。但祂怎樣回應呢?是不是置身事外指指點點梳靚個頭自以為義呢?其實祂本身就是外於人世,卻偏偏道成肉身----這不就是同行嗎?
祂叫人回轉,而回轉的關鍵是相信原來真的可以回轉,而且回轉是好的,因為這是一個可信的耶穌,而不是虛偽的法利賽人。那些「唔三唔四」的人被視為地底泥,卻竟然感受到愛,盼望由此而生。神的愛是先於人回轉的信。
校本驗毒、教育改革和「青少年問題」的輿論……我們談論的時候,說「都是為了孩子的好處」的時候,可有想過自己身處的位置和展現的姿態,看在孩子眼裡,有多真誠可信?
當孩子感受不到愛,漸漸就不再相信愛,也就失去盼望,當然就「不知自愛」。愛是外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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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行」是愛的體現,而「青少年問題」所反映的,是香港的建制和文化上與「同行」所抵觸之處。堅持要與孩子同行的話,你也許會吃很多苦,包括與孩子一起吃苦(例如孩子功課太多,即使下班多累還要跟孩子一起做功課)。那,或許也是「為義受逼迫」。
而社會環境與「同行」的精神相違也意味著,堅持「同行」,從建制與主流的角度看,不免成為了抵抗,像耶穌、像謝世傑、像許志永、像譚作人……
荒謬的是,在被壓逼者和受苦者面前,很多「同行者」是未信基督教的;而那些掌權的、假冒為善的人,卻又有不少是信了基督教的。
那麼,人們又怎樣看「基督」?或者問,基督徒究竟在做一個怎樣的見證?
問題或許要回到更根本,或更麻煩:究竟「信耶穌」是怎麼一回事?
